粵港電影因緣

前言

去年底看周星馳的《功夫》（2004），當元秋推開房窗伸出頭來，牙刷插在泡着牙膏沫的咀角邊，大聲咆哮着：「樓下邊鬼個閂咗水喉呀？」心裏不禁暗叫一聲。元秋演的「小龍女」，活脫脫就是《七十二家房客》裏譚玉真演的包租婆，忍不住套用麥兜波蘿油王子小女友的一句讚嘆語：勁呀！這裏說的不是楚原於1973年為邵氏執導的那一部，而是王為一於1963年為廣州珠江電影製片廠編導的原裝版。《七十二家房客》本是上海的一齣滑稽劇，被移形換影搬去了廣州，在六十年代香港左派公司的資金和社會主義紅旗下的片廠裏，重塑羊城四十年代的舊時風貌。七十年代，同一個故事又在香港邵氏影城裏再次包裝，令粵語片起死回生。三十餘年後，周星馳挾着美國資金跑到上海去拍《功夫》，在昔日十里洋場之地搭建起豬籠城寨來。當馮小剛飾演的黑幫大佬發現自己身陷絕境時，敵對的斧頭幫說：「當你喺度打警察的時候，你的馬仔全都去學廣東話了。」典型的星爺式黑色幽默，倒令人想起早年香港電影的面貌來。

二十及三十年代之初，我們只有國產片，沒有「港產片」，但自從薛覺先為上海天一影片公司拍了中國第一部粵語片《白金龍》（1932）後，親切的「哩、啦、哦、噃」之粵聲就透過菲林響徹港澳、兩廣、東南亞、甚至美洲等地，幾乎沒有間斷過，就連三十年代中期擾攘一時的禁粵語電影運動，最終也只能不了了之。當年有報道稱阮玲玉曾離開「聯華」加入「天一」，並會主演一部慕維通聲片（廣州《伶星》，第31期，1932年4月13日）。這一段娛樂新聞不知是真是假，但阮玲玉一直沒有離開聯華；要不然，我們就可能會聽到她開腔了；她是廣東人，「天一」很可能乘勢追擊讓她拍粵語片吧。若留意看看三十年代有聲電影發展初期的電影廣告，常會見到強調「廣東人」或「粵影界」的廣告，倒鮮見「香港」這面招牌，可見當時粵港兩地的關係極為密切，在民間交往的層面上幾乎無分彼此，而我們今天常常掛在口邊的「香港認同身份」還未真正建立起來。

就粵港兩地在電影方面的交流，周承人的〈粵、港影界互動〉作了簡潔握要的闡述。李培德、鍾寶賢及韓燕麗則從上海與香港、國語與粵語、國族大義與語言統一等政治、經濟、文化關係，去探討早期粵語電影的生存空間。幾乎每個作者都有提及三十年代中期的禁粵語電影運動，事實上，這場運動背後的各種矛盾也真的是千絲萬縷，糾纏不清。早期活躍於中國影壇的影人，不少都來自廣東，其中黎民偉、黎北海兄弟對中國和香港影業都貢獻良多。前者早已有不少電影史學者作出研究，我們趁這次機會訪問了他的後人，他們談黎氏的教育和社交圈子，對研究者應饒有趣味；至於黎北海，李以莊則從省港大罷工後香港電影重建的角度來肯定他的地位，可說是填補了香港電影史上的一個缺位。跟黎氏兄弟一樣，羅明佑也是廣東人。他生於香港，其電影事業始於北京，盛於上海；但他和黎氏兄弟創辦的「聯華」，卻在很大程度上建基於他們深厚的粵港社會關係，而他最終亦返回出生地的香港。傅葆石嘗試重塑羅明佑的電影人生，周承人則細析「聯華」的結構，將香港、廣州和上海同時放在中國電影史的大版圖上來審視。

香港位於廣東南端，粵港本來就是一家，即使在殖民地的管治下，香港早年普通民眾的生活習慣、風俗人情，還是跟廣東非常相近。翻看二、三十年代的香港報章，篇幅上粵省新聞常比本港新聞佔更大的比重，老倌領着粵劇班穿梭往來粵港澳的廣告也非常熱鬧。粵劇對香港電影的影響深遠，從題材、類型到幕前幕後的人材，都處處見其影子。當年薛（覺先）馬（師曾）爭雄，從舞台爭到銀幕，從廣州爭到香港，其後兩位都於1949年後返回中國。薛覺先留下來的電影很少，難於討論，馬師曾倒在菲林上留下了不少可供賞析的痕跡。看《審死官》（1948），百份百肯定周星馳向他隔世偷師；看《賊王子巧遇情僧》（又名《糊塗外父》，1952），笑得全組同事人翻馬仰，他和劉克宣分演老夫老妻，後者反串演出，真虧他們抵死若此，大概只有丑生出身的他們那一輩，才可以這麼有戲味。古蒼梧撰文分析馬師曾如何以他的舞台藝術豐富了香港的電影。羅卡則對任護花情有獨鍾。任在三十年代是廣州的記者、流行作家、開戲師爺，其後來港，辦小報、寫流行小說和影評、拍電影，身兼多職，是香港特產的跨界奇人。天空小說家李我，生於廣州，在香港受教育，戰時生活顛沛流離，戰後以其天空小說瘋魔粵港澳，他本人的故事就是一部最曲折奇情的小說。資料館的同事為他做口述歷史訪問，就如聽了一場精彩的真人show。黎肖嫻一邊看從他的小說改編過來的電影，一面對照着他的訪問，構成了非常有趣的閱讀。而王為一，從上海南來香港，在左翼影人蔡楚生的支持下拍了《珠江淚》（1950），為香港電影留下了一部經典之作；其後他返回國內，參與珠江電影製片廠的建立，是南國電影的關鍵人物之一。朱順慈專程去廣州訪問老人家，為我們留下了珍貴的一手資料，彌補我們缺失了的記憶。

記憶這回事，有點像水，放進甚麼容器裏就是甚麼形狀。我們的廣州印象，在四十年代，是當下；在五十年代，是剛過去；踏入六十年代，已是有點模糊；再往後，大抵就要多加幾分想像了。廣州這座城市如是，廣東傳奇也如是。三、四十年代廣州天台遊樂場裏的《桃花江》裏的美人與英姿颯颯的《穆桂英》毗鄰而居，相安無事；陳夢吉輪迴轉世，從廣東市井的民間潛入了現代香港人的集體意識裏，近年更穿上了「無厘頭」的時裝，在神州大地上狂野奔馳；黃飛鴻開始時帶點流氓習氣，很快就板起了師道尊嚴的面孔，七十年代後回復青春，近年更企圖國際化。幾位影痴朋友藍天雲、何思穎、蒲鋒等帶隊進入電影的虛幻世界，掏找一些我們早已遺忘了的東西。香港身處中國之南，屬嶺南地區，在北京工作多年的列孚斬釘截鐵地說：我們的電影與嶺南文化零距離！這是一個富爭論性的提法，相信會引起各家爭鳴。程美寶的文章主要探討的不是電影，而是語言，似乎埋錯了堆，但香港電影的在中國電影史上佔了那麼獨特的一個位置，正正在於其語言文化的邊緣、多變與開放。

以前討論香港電影，往往只談上海對我們的影響，卻原來近在眼前的廣州淵源最深，多虧羅卡想出了「珠三角：電影．文化．生活」這個放映專題。余慕雲先生去年為資料館搜集早期影人的資料，為此次專題研究奠下了基礎。前輩影人的經驗之談，對研究者來說是最寶貴的資料。編者沒有史學的訓練，跟幾位歷史學者討論問題時獲益良多，更難得他們在百忙中為本書撰稿。志趣相投的朋友們一起看電影談電影寫電影，永遠樂趣無窮。當然，最感激身邊的一班同事，全職的、兼職的，他們熱誠認真，常常看到我看不到的問題。謝謝你們。

黃愛玲
2005年3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