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底看周星驰的《功夫》（2004），当元秋推开房窗伸出头来，牙刷插在泡着牙膏沫的咀角边，大声咆哮着：「楼下边鬼个闩咗水喉呀？」心里不禁暗叫一声。元秋演的「小龙女」，活脱脱就是《七十二家房客》里谭玉真演的包租婆，忍不住套用麦兜波萝油王子小女友的一句赞叹语：劲呀！这里说的不是楚原于1973年为邵氏执导的那一部，而是王为一于1963年为广州珠江电影制片厂编导的原装版。《七十二家房客》本是上海的一出滑稽剧，被移形换影搬去了广州，在六十年代香港左派公司的资金和社会主义红旗下的片厂里，重塑羊城四十年代的旧时风貌。七十年代，同一个故事又在香港邵氏影城里再次包装，令粤语片起死回生。三十余年后，周星驰挟着美国资金跑到上海去拍《功夫》，在昔日十里洋场之地搭建起猪笼城寨来。当冯小刚饰演的黑帮大佬发现自己身陷绝境时，敌对的斧头帮说：「当你喺度打警察的时候，你的马仔全都去学广东话了。」典型的星爷式黑色幽默，倒令人想起早年香港电影的面貌来。

 

二十及三十年代之初，我们只有国产片，没有「港产片」，但自从薛觉先为上海天一影片公司拍了中国第一部粤语片《白金龙》（1932）后，亲切的"哩、啦、哦、噃"之粤声就透过菲林响彻港澳、两广、东南亚、甚至美洲等地，几乎没有间断过，就连三十年代中期扰攘一时的禁粤语电影运动，最终也只能不了了之。当年有报道称阮玲玉曾离开「联华」加入「天一」，并会主演一部慕维通声片（广州《伶星》，第31期，1932年4月13日）。这一段娱乐新闻不知是真是假，但阮玲玉一直没有离开联华；要不然，我们就可能会听到她开腔了；她是广东人，「天一」很可能乘势追击让她拍粤语片吧。若留意看看三十年代有声电影发展初期的电影广告，常会见到强调「广东人」或「粤影界」的广告，倒鲜见「香港」这面招牌，可见当时粤港两地的关系极为密切，在民间交往的层面上几乎无分彼此，而我们今天常常挂在口边的「香港认同身份」还未真正建立起来。

 

就粤港两地在电影方面的交流，周承人的〈粤、港影界互动〉作了简洁握要的阐述。李培德、钟宝贤及韩燕丽则从上海与香港、国语与粤语、国族大义与语言统一等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去探讨早期粤语电影的生存空间。几乎每个作者都有提及三十年代中期的禁粤语电影运动，事实上，这场运动背后的各种矛盾也真的是千丝万缕，纠缠不清。早期活跃于中国影坛的影人，不少都来自广东，其中黎民伟、黎北海兄弟对中国和香港影业都贡献良多。前者早已有不少电影史学者作出研究，我们趁这次机会访问了他的后人，他们谈黎氏的教育和社交圈子，对研究者应饶有趣味；至于黎北海，李以庄则从省港大罢工后香港电影重建的角度来肯定他的地位，可说是填补了香港电影史上的一个缺位。跟黎氏兄弟一样，罗明佑也是广东人。他生于香港，其电影事业始于北京，盛于上海；但他和黎氏兄弟创办的「联华」，却在很大程度上建基于他们深厚的粤港社会关系，而他最终亦返回出生地的香港。傅葆石尝试重塑罗明佑的电影人生，周承人则细析「联华」的结构，将香港、广州和上海同时放在中国电影史的大版图上来审视。

 

香港位于广东南端，粤港本来就是一家，即使在殖民地的管治下，香港早年普通民众的生活习惯、风俗人情，还是跟广东非常相近。翻看二、三十年代的香港报章，篇幅上粤省新闻常比本港新闻占更大的比重，老倌领着粤剧班穿梭往来粤港澳的广告也非常热闹。粤剧对香港电影的影响深远，从题材、类型到幕前幕后的人材，都处处见其影子。当年薛（觉先）马（师曾）争雄，从舞台争到银幕，从广州争到香港，其后两位都于1949年后返回中国。薛觉先留下来的电影很少，难于讨论，马师曾倒在菲林上留下了不少可供赏析的痕迹。看《审死官》（1948），百份百肯定周星驰向他隔世偷师；看《贼王子巧遇情僧》（又名《糊涂外父》，1952），笑得全组同事人翻马仰，他和刘克宣分演老夫老妻，后者反串演出，真亏他们抵死若此，大概只有丑生出身的他们那一辈，才可以这么有戏味。古苍梧撰文分析马师曾如何以他的舞台艺术丰富了香港的电影。罗卡则对任护花情有独钟。任在三十年代是广州的记者、流行作家、开戏师爷，其后来港，办小报、写流行小说和影评、拍电影，身兼多职，是香港特产的跨界奇人。天空小说家李我，生于广州，在香港受教育，战时生活颠沛流离，战后以其天空小说疯魔粤港澳，他本人的故事就是一部最曲折奇情的小说。资料馆的同事为他做口述历史访问，就如听了一场精彩的真人show。黎肖娴一边看从他的小说改编过来的电影，一面对照着他的访问，构成了非常有趣的阅读。而王为一，从上海南来香港，在左翼影人蔡楚生的支持下拍了《珠江泪》（1950），为香港电影留下了一部经典之作；其后他返回国内，参与珠江电影制片厂的建立，是南国电影的关键人物之一。朱顺慈专程去广州访问老人家，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一手资料，弥补我们缺失了的记忆。

记忆这回事，有点像水，放进什么容器里就是什么形状。我们的广州印象，在四十年代，是当下；在五十年代，是刚过去；踏入六十年代，已是有点模糊；再往后，大抵就要多加几分想像了。广州这座城市如是，广东传奇也如是。三、四十年代广州天台游乐场里的《桃花江》里的美人与英姿飒飒的《穆桂英》毗邻而居，相安无事；陈梦吉轮回转世，从广东市井的民间潜入了现代香港人的集体意识里，近年更穿上了「无厘头」的时装，在神州大地上狂野奔驰；黄飞鸿开始时带点流氓习气，很快就板起了师道尊严的面孔，七十年代后回复青春，近年更企图国际化。几位影痴朋友蓝天云、何思颖、蒲锋等带队进入电影的虚幻世界，掏找一些我们早已遗忘了的东西。香港身处中国之南，属岭南地区，在北京工作多年的列孚斩钉截铁地说：我们的电影与岭南文化零距离！这是一个富争论性的提法，相信会引起各家争鸣。程美宝的文章主要探讨的不是电影，而是语言，似乎埋错了堆，但香港电影的在中国电影史上占了那么独特的一个位置，正正在于其语言文化的边缘、多变与开放。

 

以前讨论香港电影，往往只谈上海对我们的影响，却原来近在眼前的广州渊源最深，多亏罗卡想出了「珠三角：电影．文化．生活」这个放映专题。余慕云先生去年为资料馆搜集早期影人的资料，为此次专题研究奠下了基础。前辈影人的经验之谈，对研究者来说是最宝贵的资料。编者没有史学的训练，跟几位历史学者讨论问题时获益良多，更难得他们在百忙中为本书撰稿。志趣相投的朋友们一起看电影谈电影写电影，永远乐趣无穷。当然，最感激身边的一班同事，全职的、兼职的，他们热诚认真，常常看到我看不到的问题。谢谢你们。 

 

黄爱玲

2005年3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