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徹先生原籍浙江，每當他講廣東話的時候都很有娛樂性，有時令我們連帶一眾演員和武師都笑得眼淚直流。例如他把「偷襲」說成是「偷食」，就教我們猜了大半天才弄懂是甚麼意思，可是張徹卻不以為忤，還跟着我們一起笑得開心，就如一位可親可敬的長輩，親和地看着一群頑劣的小孩在搗蛋。但當他講述鏡頭拍攝時，我們都不敢掉以輕心，更會付出百份之百的精神、努力和心思，克盡己能地完成該要做的工作，因為我們對張徹導演是百份之百的尊敬。他所設計的每一個鏡頭都是一種挑戰、一個學習的過程，也讓我們常常覺得，能夠在張徹的電影裏有着自己小小的貢獻，有一種不可言喻的自豪感，如若我們之中有誰做得不夠好的，他非但不予以責難，還加以激勵和指引，因他只注重每個人的長處，從不在乎別人的短處。在這個凡事令人壓力深重，欠缺安全感，人事鬥爭激烈，經常為了成敗得失而至精神緊張的電影生涯中，他能夠讓我們覺得拍電影是一種樂趣、一種境界，活得有尊嚴，令人對片場生活有種強烈的歸屬感。

 

張徹先生在其年輕時雖曾從事過短暫的政治生涯，但他的電影和行事為人卻一點也不「政治」。他有藝術家的浪漫，知識份子的風骨；為人坦蕩，君子有所為有所不為；虛懷若谷兼有容人的雅量，卻沒有如一般政治家的權謀和機心。張徹又從不多言，也從不虛言。他把該說的話都放在電影和文字裏，他那揮灑自如的影像結構和文字運用都有着極強的思想性和感染力，每每流露出他的真性情、真性格。他的電影說的是大仁大義，又兼顧到人之常情，有武亦有俠，氣度恢宏而又從容不迫，看後每有令人蕩氣迴腸的痛快感。

 

張徹閒話少說，卻愛才、惜才，又能慧眼識英雄，曾跟他合作無間的編劇家倪匡和邱剛健、武術指導唐佳和劉家良、攝影師宮木幸雄以及一眾幕後功臣，都是深具名望和創意的一時俊彥，在張徹的電影中有着巨大貢獻。我等後輩在向張徹學習導演技巧的同時，又能從他們那裏學習到編劇在一部電影中的靈魂作用，而唐、劉兩位師傅更把中國武術的精華、神韻和意境，推陳出新，結合着強而有力的影像設計，構成一種獨特的動作美學，很能配合張徹的浪漫思維。

 

張徹更有塑造明星的超凡能力，他不但觀人於微，很能發掘出每一個人的潛質，而且他的直覺素來都非常準確。經他一手提拔及悉心栽培過的明星演員，好些都曾紅極一時，成為眾多青年男女所崇拜的偶像。他是用愛心、智慧和惺惺相惜的態度來栽培他的演員，又能根據各人不同的特質、潛能和吸引力而度身設計出不同的性格、獨特的形象，如王羽、羅烈、姜大衛、狄龍、王鍾、陳觀泰、傅聲、李修賢、郭追等都各具魅力，各有特色。他不但能塑造明星，也能令每一位演員都盡情發揮其所長，可謂伯樂適逢千里馬。

 

在早期的電影圈，很看重「老經驗」，年輕人往往被忽視，然而張徹卻獨愛提拔年輕人，重視年輕人。從年輕人中，他感受到那份豐沛的生命力和創造力，正如他電影中的主人翁都是英雄出少年，有少年人的浪漫，而在浪漫之餘，又帶有古之俠者的正義和正氣，能面對任何挑戰，肯定自我。在我跟隨張徹之前，我的個性比較害羞、木訥，又頗為自卑，對自己沒有多大信心，有意念、有感想也不敢說出來。但自從看了張徹的一系列電影如《獨臂刀》（1967）、《金燕子》（1968）、《遊俠兒》（1970）和《報仇》（1970）等片之後，使我覺得我也可以擁有那份少年的浪漫。正當我感到迷失，看不清自己和未來的時候，他卻鼓勵我應該專心向導演方面發展，而在當時來說，年青人做導演簡直是個不可能的夢。雖然我們之間平時話不多，但他知道我的潛能，他不但替我找到了方向，還幫助我建立自信，找到肯定自我的價值。想來，我不僅從張徹啟發到做導演的心得，也學習到做人處世之道，實屬感激。

 

張徹的電影永遠都有一份年輕的感覺。他忠於自己，堅持理想，一直到老仍然保持着年輕的創作心境。他思路仍然清晰，筆耕不輟，仍不忘扶掖後進，且每天都在惦掛着一群他曾經悉心栽培、視同己出、愛之殷切的演員和工作人員，令人為之肅然起敬。從六十年代伊始直至八十年代後期，他勇於破舊立新，用現代的觸覺和電影技巧，突破了傳統香港電影的老舊模式，首創陽剛武俠，其一系列的浪漫武俠片經典不但引發新潮，且開創了香港電影的武俠新世紀；其獨特的拍攝風格和豪快而富節奏感的動作設計，更影響了為數眾多的海內外電影工作者，從而也改變了香港電影的命運，使世人從此對港產片有全新的觀感和評價，直讓我等後輩感到興奮，引以為豪。

 

誠然，張徹先生在香港和中國的電影史上，有極其重要和肯定性的地位，其作品所發揮的影響力更是無遠弗屆，我們深深敬佩張徹先生的電影風格和風骨，感激他曾經拍攝出不少永垂不朽的電影，成為我們的典範，也留給我們永恆的美好回憶，實不愧為一代電影宗師。

 

吳宇森

二零零二年九月寫於洛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