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愛玲

 

日前見到一位影劇界前輩，聊起她的童年往事。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她在聖士提反女子中學唸書。那時候正是光藝製片公司的黃金歲月，出品都排在太環院線上映。每逢有謝賢和嘉玲這一對銀幕情侶的影片，她都跟同學去太平戲院看戲。番書女也愛看光藝電影？「梗係，佢地當年好紅㗎！」她說，好一副理直氣壯的神態。

 

光藝電影有趣的地方，正正在於它那充滿現代味道的都市風采。跟朋友閒談起來，都覺得它是粵語片中的電懋；只是，它比後者幸運。電懋的主持人陸運濤及公司要員於1964年死於空難，令本來活潑豐盛的電影事業兵敗如山倒，光藝卻在1955年創立之後，雖然也經歷過人事上的變遷，如秦劍於1965年轉投邵氏，但發展基本上相對穩定。光藝開創初期，以中聯一輩的資深影人帶領新一代的年青演員（如創業作《胭脂虎》〔1955〕、其後的《遺腹子》〔上、下集，1956〕和《手足情深》〔1956〕等），進而遠赴星馬取景，拍了「南洋三部曲」──《血染相思谷》（1957）、《唐山阿嫂》（1957）和《椰林月》（1957），捧紅了謝賢、南紅、嘉玲等新人，並漸漸建立起有別於同期其他粵語電影的片廠風格。

 

去年我們在新加坡訪問光藝公司主事人之一的何建業先生時，曾問到何以光藝只拍攝黑白時裝片，他說：「光藝一直以拍時裝片為主，皆因當時大老倌的檔期很難爭取，雖然我們本身有片場，但不可能搭好佈景等人來拍，故當年我們絕少拍古裝片……光藝的製作偏向小康至中產味道為多，可能是因為當時社會環境漸漸富裕起來。看時裝片的觀眾通常是後生的一群，戀愛中的一批便經常會拍拖來看電影。反觀看戲曲片的，通常都是上了年紀的，他們愛看『婆婆媽媽』的戲。你必須要了解巿場的發展去製作，哪個觀眾層的消費能力較高，我們便向這批觀眾打主意……那時我們和其他幾間子公司都以拍黑白粵語片為主……我們自己有片場，又有沖印間……一切都可在控制之內。當年彩色片都要寄往日本沖印，一來一回往往會花上一個月時間……寄回來的片又需要一個月時間剪接，前後加起來製作時間會延長很多，因此很少拍彩色片。」就在這樣的製作背景和鮮明的市場考慮底下，香港電影出現了光藝這麼一批富有現代味的都市電影。

 

在何建業先生家裏翻箱倒櫃看他的藏書，當中自然少不了當年流行的三毫子小說，此外還有中譯小說如《縱橫天下》(即Cameron Hawley的Executive Suite， 1954曾由Robert Wise拍成電影)。荷里活對光藝作品的影響，也就不能忽視，比如《橫刀奪愛》(1958) 頗有四、五十年代心理懸疑片的風味，夜總會裏會有一隊big band，入型入格；《神童捉賊記》(1958) 既有中聯電影守望相助的人文精神，又明顯有希治閣《後窗》（Alfred Hitchcock, Rear Window, 1954）裏偷窺的變態趣味；《瓊樓魔影》(1962) 中嘉玲飾演的善妒表姐與荷里活厲害女子比堤．戴維斯（Bette Davis）血脈相通；而《花花公子》（1964）中謝賢的風流抵死，也不輸蝕於《夜半無人私語時》(Pillow Talk, 1959) 裏頭的洛赫遜( Rock Hudson) 。要是你深宵在家中的小小熒幕上看過秦劍導演的《追妻記》(1961) ，你肯定會感到驚訝──影片刻意拿嘉玲的明星身份和光藝的片廠形象來開玩笑，這份自我戲謔不但在本地電影裏找不到，在歐美也罕見。

 

光藝以描寫現代男女情愛的文藝言情片起家，其中有悲有喜。悲的如《鮮花殘淚》(1958) 、《五月雨中花》(上、下集，1960)、《恨海情花》(1964) ，寫愛情的脆弱與婚姻的妥協；《春怨》(1965) 、《原來我負卿》(1965) 寫女性情慾的壓抑與物欲的宣洩；《恩怨情天》(1963) 、《幸福新娘》 (1963) 描繪男性心理的扭曲與變態。這些影片雖然還是脫不了煽情劇的格局，卻嘗試處理現代男女感情世界的複雜，避免陷入傳統粵語片非黑即白的道德判斷。喜的有浪漫輕鬆劇《追妻記》、《招狼入舍》(1963) 、《小姐的丈夫》(1965) 、《結婚的秘密》(1965) 等，拍的都是白領小夫妻的茶杯風波，對現代社會日漸蛻變的兩性關係，有相當敏銳的描寫。相對後來陳寶珠、蕭芳芳的青春片，光藝作品自然欠缺了一種蹦跳的青春活力，卻難得地多了一份屬於現代都市的sophistication。

 

從類型的角度來看，光藝的「難兄難弟」片很值得注意，由早期「中聯」式寫實文藝的《七重天》(1956)，發展至《歡喜冤家》(1959) 、《難兄難弟》(1960)、《春到人間》(1963) 等的追女仔喜劇，再演變為《鐵膽》(1966) 和《英雄本色》(龍剛，1967) 的寫實動作片，可說是為往後的八、九十年代港產電影提供了原型。回顧光藝走過的歷程，起步時風調雨順，結束時意興闌珊；它從中聯的傳統出發，輕鬆走出五四文化的氛圍，日漸發展出屬於現代都市的中產觸覺，卻於六十年代中後期被躁動的時代脈搏打亂了步伐，最終沒能趕得上去，而我們曾經有過的都市文藝電影，直到今天還沒有能夠重建起來。本書的作者嘗試從不同的角度去觀察和分析光藝的電影，從城市媒體到明星形象，從文學改編到類型演變，從創作人員到電影公司的比較，當然更不會忽略香港電影業跟星馬資金千絲萬縷的關係。

 

口述歷史是這本書很重要的一環。光藝的靈魂人物秦劍早於1969年離世，猶幸我們有機會訪問他的好夥伴陳文、導演龍剛、編劇譚嬣和胡美屏，以及當年的台柱演員謝賢、嘉玲和南紅。至於光藝的另一位重要導演楚原，香港電影資料館也剛為他出版了《香港影人口述歷史叢書3：楚原》。較全面地介紹光藝電影是我們早已有之心願，一直時機未至。去年多得節目組同事鄭子宏的聯繫，我們跟光藝公司的主事人何建業先生接上了頭；鄭子宏、吳詠恩、何思穎、盛安琪和我前後兩次去新加坡拜候何先生，為他作訪問，新加坡國立大學的容世誠教授和麥欣恩小姐也一同前往。何先生顯然非常珍惜光藝的事業，公司文件、戲橋照片，甚至當年為了攝製潮劇電影而購買回來作參考的整套《元明雜劇》，都保存得整齊有序，還慷慨地捐贈了不少珍品給香港電影資料館。在訪談的過程中，何先生準備充足，知無不言，當涉及人事問題，表現出上一輩的厚道，令我們得益良多。何建業先生於2006年1月5日病逝新加坡，未能親蒞香港跟同業友好一起回味當年的流金歲月，也看不到本書的出版，但他彷彿預見人世間終不免有難圓之事，能夠將光藝往日斑駁燦爛的痕跡留給我們，已屬難得。謝謝您，何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