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与香港电影

导论

李培德、黄爱玲

冷战不是新课题，特别在政治和外交方面，中外研究成果甚多。传统上，美国对于冷战研究一直占着优势，但是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前苏联、东欧和国内档案逐步开放，令冷战研究日渐国际化，华人学者的参与更变得越来越重要。2006年10月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和香港电影资料馆联合举办了「1950至1970年代香港电影的冷战因素学术研讨会」，尝试从文化、社会角度探索冷战和本地电影的关系，颇具挑战性。正如科大卫在主题演讲中所说，冷战可分大冷战和小冷战。大冷战是指美苏两国的竞争，也包括意识形态上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对垒，小冷战是指国共两党在香港的斗争。香港过去由于是英属殖民地，居民以华人为多，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处于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夹缝，华人政治圈内则拉锯于海峡两岸政权之间。不过，从此亦可见香港地位的独特之处。

那么，在这大小冷战刀来剑往、暗涌四伏的五、六十年代，香港电影是否只担当了一名荷戟独彷徨的小卒角色呢？恰恰相反，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民党退守台湾，两地都被锁进意识形态斗争的堡垒里，倒让我们这块小小殖民地找到了特殊的生存空间，孕育了生命力旺盛的香港电影。回溯战前甚至战后初期的香港电影，一直都是粤语片的天下，偶尔有三数部国语片，不成气候。战后，外敌虽已败退，国共两党却未能相容，爆发激烈内战，大量人才和资金从上海南下香港，五十年代星马资金亦大量流来香港，积极介入香港电影业，造就了粤语和国语电影平衡共存的独特生态，这种局面竟然维持了二十多年，直到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粤语影业全面停产为止。这段时期见证了香港电影发展的重要历史。

如果说香港电影于八十年代开始蜚声国际，那么五、六十年代香港电影又有何特色，如何与八十年代的发展扣上关系呢？在人才培养、市场开拓、资本累积，以至电影类型和风格内容的演变，冷战时代的香港电影界如何为现在我们所熟悉的港产片创造神话的基石？冷战对香港电影所产生的影响，或许可用这样一个浅易的道理来说明：没有冷战便没有邵氏，没有邵氏便没有TVB（无线电视），没有TVB便没有新浪潮电影，没有新浪潮电影便没有八、九十年代香港电影的风光。当然，这样「没有下去」是没有意思的，最重要的是要指出冷战时代香港电影界所发生的事，而这些事对以后的香港电影所造成的影响。

本书各文章的作者，来自不同背景，有历史学者、文化社会学者、电影研究者和从电影界退下火线的前辈。由于背景相异，在观点和方法上自然不会一致。不过，从多元角度去讨论冷战时期的香港电影，也就成为本书的特色。通过本书，读者或可发现电影分析是可以和历史研究、文化研究、社会研究相结合。过去有人说，做电影史的人分两类，一类只看电影，不重视文字档案，一类只重视可靠的文字纪录，忽略电影本身。其实，两种方法之间可以互补不足。坦白说，电影研究与电影史研究无大分别，都须面对怎样驾驭材料和分析文本的问题。除了方法之外，本书的另一特点在于引用不少第一手原材料，包括政府和私人机构的档案、口述访问纪录等。

本书分六大部分，除第五部分外，各收三篇文章。第一部分是本书讨论主题的背景。科大卫的文章从生活去告诉我们冷战的意义，指出香港的左右派之争只属于小冷战，没有达到「热」的程度，强调香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于六十年代都有其时代特色，为本书提供了讨论的线索。周承人的文章描绘了从新中国成立前到1966年文革爆发前香港左派电影圈，包括长城、凤凰、新联三公司的成立过程，并讨论内地和香港政府对之态度，提出了左右派阵营划分的最主要标准，在于国家认同和政治理念的分别。张济顺的文章把讨论中心转移到上海，指出在冷战初期上海虽然驱除了西方电影的影响，却无法禁绝大受基层群众欢迎的香港电影；这里指的当然是左派公司如长城、凤凰的出品。根据作者的分析，香港俨然代替了西方的位置，由于受到上海市民欢迎，使有关当局不仅同意引入香港左派电影，更对香港电影界采取积极的统战政策。

第二部分是冷战时期的香港电影工业与政治。吴国坤的文章，主要讨论战后香港电影的审查制度和左派电影如何因应电检制度而作出适当调整，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左派电影并非如我们所想的只会强调意识形态，不讲其他内容。相反，左派电影的内容是多样性的。同时，香港政府对电影的审查亦非一成不变，时松时紧，检查与被检查之间好像有一种互动关系。黄仁的文章讨论右派电影阵营在香港的发展过程，可谓与前面周承人的文章互相呼应。作者把重点置于电影人和电影机构，指出两派阵营有过激烈的竞争。在国共斗争的前提下，香港影人蒙受了不少损失，不过作者在文章结尾部分补充，香港于冷战时期的电影对造就八十年代有名的导演有着正面的作用。与黄仁的文章刚相反，李培德提出冷战时期香港的电影界虽分左右阵营，但之间经常合作，尤以邵氏与长城、凤凰、新联三公司的关系最为密切，而影人在两派之间游走，更非罕见。该文利用有关港九电影戏剧事业自由总会的资料，讨论1979年香港无线电视演员因赴广州出演节目，被迫写悔过书的经过，反映了香港影人处于国共两党政权夹缝里的无奈，这些资料最近由香港电影资料馆整理出来。

传媒乃政治必争之地，第三部分讨论五、六十年代左右两派如何争取传媒阵地，扩大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影响。打从三十年代开始，左翼一直注重发展「进步评论」。战后，南来的左翼文人影人不但摄制进步电影，同时积极开拓在报纸上的进步评论园地，吴咏恩的文章便勾勒出左翼评论对香港粤语电影的影响。三十年代粤语电影险遭禁绝，战后以蔡楚生为代表的粤语电影评论，从方言的文化价值出发，对粤语电影加以肯定，使其日后发展成本土色彩浓厚的港产片。罗卡曾任《中国学生周报》编辑，他以过来人的身份缕述《学周》从创刊至停刊22年期间的变化。1952年创刊时，正值韩战后期，美国对中国大陆实行军事、政治、经济与文化围堵。有明显美援背景的《学周》在五、六十年代左右派文化统战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引进西方现代电影思潮，从而衍生了七十年代香港的新电影文化，值得我们重新回顾。当年同样接受美援的亚洲出版社，出版旗舰刊物《亚洲画报》及学术著作、反共小说等书籍。一年后，主持人张国兴成立亚洲影业，五年间拍了九部电影。容世诚将亚洲出版社和亚洲影业的出版事业和电影制作，置于同时代的香港历史处境来分析，并将亚洲影业和电懋联系起来，使个中的脉络更清晰明朗地浮现出来。

在第四部分里，作者将视点从大历史移向个人的小故事。黄爱玲的文章从朱石麟和岳枫的电影人生出发，探讨从事创作的人在特定的历史环境里如何自处，如何在种种客观的条件局限中生存下去，并尝试寻找自己的出路。朱石麟和岳枫二人背景相近，都在三十年代初投入电影界，上海租界沦陷时期皆留沪拍片，战后南来香港，分别成为了冷战年代左右两个电影阵营的骨干人物。同样以两位同年代但又分属左右阵营的电影导演为个案，朱顺慈从口述历史出发，分析和比较王天林和胡小峰如何叙述他们的冷战经验，并初步探讨口述历史在电影研究中的优势和局限。口述历史虽然也可说是一种历史书写，但叙事者选择说什么内容，以及怎样说，都隐含了当事人的主观判断和评价。如从这角度去阅读口述历史，可开拓更多诠释历史的可能性。钟宝贤则独挑张善琨来述说她的冷战故事。张善琨在战后一片「严惩汉奸」的呼啸声中南来香港，先后参与了永华、长城和新华的创业，并发起右派的自由总会，成为了台、港之间娱乐业和政治圈的桥梁。

第五部分是冷战时期电影文本的讨论。麦欣恩以六十年代电懋与日本东宝公司合作拍摄的「香港」系列作为讨论对象，追溯冷战在亚洲地缘政治及大众文化所遗留下来的痕迹。「香港」系列共有三部电影，从1961到63年，每年制作一部，分别是《香港之夜》（1961）、《香港之星》（1962）、《香港．东京．夏威夷》（1963）。韩燕丽以伦理亲情片为切入点，尝试管窥主流香港电影由文艺片到歌舞片、武侠片、功夫片的转变过程，从而探讨战后至六十年代末，香港电影如何在市场和政治的双重压力下，陷入政治失语的困局。六十年代，铁金刚影片席卷全球，冷战成为间谍历险动作片的指定主题，香港影坛也出现了有趣的变奏。何思颖的文章分析了粤语片的「珍姐邦」和国语片的「亚洲铁金刚」次类型，并回溯至战后轰动一时的《天字第一号》（1946）。张建德则提出一种非传统的观点，指出《聊斋》鬼片具有冷战寓意。研究对象，包括李翰祥改编自〈聂小倩〉的《倩女幽魂》（1960）、胡金铨改编自〈侠女〉的《侠女》（1970-71），以及徐克监制的〈聂小倩〉版本《倩女幽魂》（1987），都改编自蒲松龄的《聊斋志异》。

附录部分，收入三篇文章，分别是：影人座谈会的讨论纪录；许敦乐有关五、六十年代香港电影如何反映意识形态斗争的发言稿，许曾任南方影业公司总经理；以及由台湾学者左桂芳为香港电影资料馆整理自由总会资料的工作报告，均具参考价值。在座谈会的讨论纪录中，几位代表左派阵营的讲者，包括朱克、许敦乐、刘德生的发言甚值得注意，他们对左派的政治标签很有保留，这种标签对于厘清一些灰色地带，并无帮助，这正好回应了本书前面几篇文章所提到的问题。表面上是宿敌，其实暗地里可以变成合作伙伴；这一刻大家还言笑晏晏，未几却又磨刀霍霍。政治、商业与文化，往往纠缠不清。

本书收录的文章，除张济顺和左桂芳外，均源自文首所提及的研讨会暨影人座谈会。该研讨会从2005年中开始筹备，得到香港大学中国研究策略研究专题（Strategic Research Theme on China Studies）和香港电影资料馆提供研讨会所需经费。当时参加筹备工作的，除编者二人外，还有何思颖、吴咏恩和容世诚。是次研讨会能够顺利举行，还有赖下列人士的支持，包括：朱克、吴俊雄、李小良、李元贤、李焯桃、汪朝光、黄绍伦、黄淑娴、盛安琪、冯淑贞、焦雄屏、叶月瑜、叶汉明、叶嘉安、杨奎松、刘成汉、刘德生。

最后，要感谢本书各位作者，没有他们的热情参与，本书难以面世。